晋朝时期的太康盛世是什么结局?真相是什么

  晋朝历史值得可圈可点的东西不多,“太康盛世”算一个。“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是《晋书》对“太康盛世”的记载。

  晋朝史学家干宝在《晋纪·总论》里描述得更具体:“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牛马在野外随便放牧也不用担心被人牵走,人们居住的地方,大门常常开着。相遇了就像亲人一样和谐。如果你没吃了,随时有人会救济你,幸福指数满满。

  这是晋武帝在位期间从280年到289年这十年的盛世景象。所谓“盛世”,就是内无严重的政治腐败,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外患,社会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丰衣足食的时代。尽管太康之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就像是昙花一现那样短暂,但确实为那个时期的人们生活生产提供了难得的安泰。

  不过,“盛”是与“衰”相对的,没有衰世作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和灿烂,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是“文景之治”。在这个盛世出现前的50年,中国刚结束秦末战乱。十余年的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至于经济损失,更是严重。大汉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个王朝都要狼狈。《汉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同样,太康盛世的背景是西晋平定了偏安东南的吴国,全国性的大规模战争刚刚平息,一样是空前规模的人口损失,从魏晋前的5600万人,到晋统一中国时才1600万人,死亡人数高达4000万。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前提。有人说,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就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就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

  这话有些道理,加上晋武帝统一中国后还是有些作为,由于消除了外患,可以专心地从事国内的经济革新。晋武帝首先废除了屯田制,颁布了罢州郡兵以归农、颁布占田制,使农民可以依法占有一定的土地,调动了农民辟田开荒、从事生产的热情。再加上晋武帝注重招抚流民,兴修水利,所以,西晋初年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

  在政治上,朝廷采取了怀柔政策,并且使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在267年颁布实施的著名法律制度《泰始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是一部操作性很强的法律,同时它还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引礼入律”的典型代表。民本思想是礼的重要内容,在刚刚结束了长期战乱后的社会,亟需某些思想文化来发挥指导作用,“引礼入律”有助于恢复经济、安定民心。

  尤其难得的是,晋武帝还在人才上施行任人唯贤,不计前嫌,对人才进行积极的保护,从而有利于文化的繁荣,使得太康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文化名人与文艺佳作。

  这些措施的施行无疑对于西晋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于是出现了民和俗静、家给人足、四海平一、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太康年间,实际人口又增加到3500万人。

  但是,在后人眼里,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持续。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似乎是衰世。如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相比之下,太康盛世甚至时间更短,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晋武帝实施的两大恶政:王藩分封与纵容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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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武帝轻松篡夺了曹魏的宝座,几乎没遇上什么反抗,他觉得这是因为曹氏分封不力,未曾发挥同姓王藩屏护皇室的作用。于是他登基伊始,便册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大大提高了宗王的地位,加强了宗王的权力,允许宗王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甚至可以进入权力中心,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此一来也就大大地削弱了中央集权。

  晋武帝没有想到王藩分封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藩卫皇室,也可以撕裂皇室;他更没有想到,薄薄的亲情纽带,根本系不住狂躁的权欲。兄弟反目,分外眼红。

  果然晋武帝一死,尸骨未寒,宗王之间就互相厮杀开了。他身后的西晋二十六年中,这厮杀就占去十六年,史称“八王之乱”。这是善打如意算盘的晋武帝没算准的。多年战乱,加上天灾不断,瘟疫流行,人们又开始大批死亡或流离失所,可以说将太康之治的大好局面消磨殆尽。

  唐朝柳宗元吸取了晋朝的教训作《封建论》,他对西晋分封制的评价是:“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柞。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西晋继承前朝,仍然实行封建制,分封贵族的爵位,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他认为西晋的分封制给国家政权带来了灭顶之灾,而唐改变魏晋封建制,国家基业得到稳固,是历史的进步。

  晋武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唯耽酒色”。有时候想想太幸福太悠闲不见得是件好事。晋朝的陶侃在广州,闲时总是在早上把一百块砖运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运回书房里。别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他回答说:“我正在致力于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安逸,唯恐难担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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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论,早年的晋武帝也是个节俭成性、励精图治的皇帝,太医司马程据献上一件用野鸡头上的毛织成的毛衣,晋武帝认为这是件奢侈品,命令把这件衣服在殿前烧掉,并宣示全国,从今以后不许再贡献用特殊技法制作的奇装异服。不过到了晚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从平定东吴那一刻起,他从东吴后宫虏获了5000名宫女,生活开始走向奢侈腐化,国库钱不够用,后来甚至公开卖官,导致了政治制度的腐败。上行下效,各级官吏也不理政事,斗富成风,腐败态势蔓延全国,这样的风气迅速将西晋王朝推上了不归路。

  后人记忆里的西晋掌故,要么是奢侈荒淫,要么是悲怆怪诞,此前此后,也很少有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从上到下腐朽糜烂,西晋创造了一个奇迹。

  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晋武帝前期是晋朝统始达到的最高峰,然而在极盛之后,消费天下过甚,很快导了衰败。“八王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晋朝从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晋武帝羊车恣性,晋惠帝不食肉糜,晋怀帝青衣行酒,晋愍帝流亡受辱,这是西晋四朝皇帝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更兼有王恺石崇斗富、贾南风乱政擅权、永嘉之乱的旷古灾祸,直到只有51年国祚的西晋被匈奴人灭掉,中原生灵涂炭衣冠南渡,国家进入血雨腥风的大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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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盛世的出现依靠的是人治,衰世的来临同样也是人治因素,缺乏制度性的约束。中国历史上的太康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权术的精明,组织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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