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士兵吃什么?士兵一年有几次吃肉的机会?

  今天ca88手机版登录网页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汉朝的士兵吃什么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在《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宜悬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估计是很多人对于汉王朝最深刻记忆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来自于“鸡血”横流的《汉武大帝》、《汉书》作者班固所处的东汉初年与匈奴交往的“屈辱史”,让他对“外患”的笔墨远比司马迁更重,这种情绪与当代年轻人渗入骨髓的近代屈辱史教育完美契合。

  所以,西汉王朝很容易就被套上了“铁血”的标签,与《大秦帝国》中的“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堪称一时瑜亮,进而脑补出了一个上古时代的“军国主义”想象,由此发散汉武帝固然是好皇帝,“独尊儒术”的经却被后世念歪了,以至于儒生误国,否则,中华的疆域早就到欧洲了,可能新大陆也要说汉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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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这些想象是事实吗?

  我们先来看看军国主义这个词,英文是Militarism,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

  这个词汇,在人类历史上最匹配的,就是普鲁士王国,也就是所谓的“普鲁士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在军事优先的程度上,就算是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也要瞠乎其后。

  但是请注意,无论是上述概念还是事实,都导出了一个核心,那就是“先军”二字,这个我们邻国利用汉字的精妙总结。

  军事优先,乃至于军队优先,至少要保障在营军人的生活水平,哪怕国民吃不饱,也要让士兵有力气打仗,冷兵器时代尤其如此,毕竟没有力气,士兵是拉不开强弩,挥不动刀枪的。

  那么,被视为“军国主义”的大汉王朝能做到吗?

  我们还是来看看它的边防士兵的食谱。

  原本这么琐碎的信息,在《史记》、《汉书》等文献中是很难见到的,万幸在近百年来出土了一系列的汉代边戍的竹简和木牍,为研究者提供西汉边防军人生活、执勤的第一手资料,让我们得以窥见一系列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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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上有“五谷”之说,即“黍、粟、麦、菽、稻”,但南北地域广大,主食各不相同,比如关东地区就以麦饭为主,《说文·食部》:

  陈、楚之间食麦饭日蜚。

  所谓“麦饭”,颜师古注释《急就章》卷二“饼饵麦饭甘豆羹”条称:

  麦饭,磨麦合皮而炊之也,甘豆羹,以洮米泔和小豆而煮之也;一曰以小豆为羹,不以醯酢,其味纯甘,故曰甘豆羹也。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

  翻译过来就是经过粗加工的小麦,不经磨面粉精加工的工序,直接做成一粒粒的麦饭,属于下层百姓的食物,当然,大人物若是混不好,也得吃这个,见《后汉书·冯异传》:

  光武对灶燎衣,异复进麦饭、菟肩。

  此时已经是汉光武帝起兵之后,西汉早已灭亡,石磨早已不是稀罕物,民间仍旧在吃麦饭,以至于遇厄的汉光武也只能吃这个。

  不过,关东、关西和江南本就有所不同,河西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和麦两类,其中“粟”,今天北方俗称为“小米”、“谷子”,在汉简中又分为几个种类,如粟、白粟、秣粟、粟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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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属于“粟”的作物“黍”和“稞”。

  “黍”就是今天说的黄米,有粘性可酿酒,在汉简中有个多个异名,如“糜子”、“黄米”、“稷”等。

  “稞”则是比较优质的“粟”,往往有黏性,汉简中也称为“粱”、“白粱”、“粱米”、“秫”。

  至于麦子的食用,汉简中也记载颇多,有“麦”、“米麦”、“大麦”、“小麦”、“穬麦”等不同的叫法,按照何双全先生在《居延汉简所见汉代农作物小考》(《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中的考证,这些麦的形象特征与今天的冬小麦相同。

  主食之外是副食,比如“菽”,也就是豆子。

  与先秦时“菽”仍是主粮不同,西汉时,“菽”的地位在下降,直接将其作为主粮食用的情况越来越少,而代之以“豆酱”、“豆豉”、“豆腐”、“大豆黄卷”等形式,而且,河西地区因为气候特性,豆类并非产区,虽然有戍卒食用的记录,应该属于粮食输入的情况。

  另一项重要副食是蔬菜,徐元邦先生在《居延汉简中所见之蔬菜》(《古今农业》,1988年第1期)中的考证所见的蔬菜名称有:

  葱、姜、韭、葵、毋菁、薯和荠、胡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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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在明代以前并非指向日葵,又名“冬苋菜”或“滑菜”,王帧《农书》记载:

  葵为百菜之主,备四时之馔,本丰而耐旱,味甘而无毒,供食之余可为菹腊(咸干菜),枯枿之遗可为榜簇,子若根则能疗疾。

  毋菁,即“蔓菁”、“芜菁”,也称“诸葛菜”,蔓菁按根形分为长圆两种,有多种颜色,性似萝卜、喜清凉,皮色光洁者为贵。

  薯,不是马铃薯、红薯,它们是外来物种,中国原生的薯,也称“藷藇”,也就是今天的“山药”。

  荠,在汉简写作“介”,或为“芸苔”,即今天所说的油菜,荠子还可做酱,也就是油菜籽。

  胡豆,居延有出土实物,形状与豌豆类似,应指今天的豌豆。

  这些蔬菜的种植并非士兵们自行处理,而是有专门的区域,名为“园”,并有明确的人员分工,有守园、助园、择韭、锄葱的,收获,自然也不是自行取用,并由官吏驻地管辖,可能是服务于官署的“官园”,也就是说,戍卒是捞不着吃的,类似的情况,也在唐代的敦煌文书中存在,官署有专门的“菜户”供应菜蔬,士兵就未必捞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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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一项重要的副食,就是“盐”,这个东西作为战略物资,汉军是绝对配发的,而且是按人定量,见:

  鄣卒李就盐三升十二月食三单三斗三升少十一月庚申自取。 254:24

  这里的盐三升,正好与《汉书·赵充国传》中计算的每卒盐三升相吻合,可见是汉代的定制。

  按理说接下来该说“肉”了,但是对于这个话题,其实不同的研究者是有分歧的,因为简牍的记载很有意思。

  在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肉食的交易记录,有人就认为地处边塞,农牧杂处的地区,获取肉食并不困难,但是,另一部分研究者指出,从数据来看,肉食还是很昂贵的,大概10斤肉相当于600斤粮食,也就是1:60的比例。

  问题在于,这些购买记录往往是“公事”,也就是“公家”行为,而私人购买的记录要少得多,且主要为燧长之类的军吏购买“下水”,也就是动物内脏,如头、肝、肺、心脏、胃、舌、肾等等,且一个牛头就值钱五百,一个牛心就值钱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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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赵宠亮撰写了专文《汉简所见边地戍所的肉食消费》研究辨析,得出的结论是简牍所见的肉食消费,主要是牛、羊、鸡、鱼等,马肉和狗肉也有少量记载,猪肉则无材料证明,且多为购买所得,而非自行饲养,最重要的结论是,上述购买肉食,主要用途是“戍所的祭祀之用”和“公务接待过往使者、官员的传食”,而非“吏卒配给”。

  春秋社祭和腊祭为每年固定举行的公共祭祀,事后要分割祭肉,这三次祭祀才是汉代边疆戍卒的主要肉食来源,而私人购买肉食,只有有俸钱的军吏才能偶尔享受,所以,在敦煌汉简中才有这样的词句:

  ……相助为省艰顾致不可不食耳何敢望肉愿敕

  由于简牍不清,不能理解全句,但是“何敢望肉”,这个说法,很明显否定了汉代戍卒有“配给”肉食的可能性,一年三顿“祭肉”,才是这些大汉边防军仅存可见的“荤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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