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一生功成名就,也是历史上活得最通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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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这样,一生功成名就,且活得明白透彻的人,实属凤毛麟角

  他一生,三次抵达巅峰,三次清零重,官位、财富、权力和荣誉,随时丢弃掉,毫不在意。最终在波诡云谲的时代中,全身而退,活到了高寿。

  后来人评价说,春秋战国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终者惟其一人而已。

  在他的事迹被记载并流传后,2500年来,他一直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格镜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有无数人想参照他的活法,却鲜有人模仿成功。

  因为他的人生太过完美,所以被奉为经典范式。也因为如此,各种头衔在层累的历史中,不断加到他头上:一流的谋士,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顶级的商人,富豪,慈善家,中国商圣;道家代言人之一,民间的财神,完美爱情诠释者,游刃有余的成功者……

  他是范蠡。一个满身谜团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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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范蠡的出场,就是一个经典。

  他是楚国人。春秋末年的楚国,出了很多人才,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吴越争霸过程中,背后较量的两拨谋士基本都是楚国人。

  在人才济济的楚国,出身贫寒的范蠡,虽然腹有才学、胸藏韬略,但却没有机会崭露头角。怎么样攒人气,养名气呢?他采用的是当时的牛人惯用的手法,即《史记》所说的“佯狂倜傥负俗”——假装疯癫,“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

  恰好范蠡所在的宛县,当时的县令叫文种,也是个遗落人间、落落寡欢的英雄人物。文种的志向,就是找一个最佳拍档,一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范蠡佯狂的举动,于是引起了眼光不凡的文种的注意。

  文种先派了个小吏,去请范蠡。小吏回来报告说:“范蠡本国狂人,生有此病。”范蠡这个人啊,真的有病。意思是,文种您看走眼了。

  文种听后哈哈大笑:“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知之毁,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说白了,文种是在赌范蠡是真狂还是佯狂,是真有病还是装病,这个概率是五五开;加上当时的社会,正赶上一个秩序崩溃与重建的时代,一切人和事往往都是反着来的,所以文种也说“狂夫多贤士,众贱有君子”。这么一算下来,范蠡是贤士佯狂的概率大增。

  真的被文种赌对了。

  当他亲自去拜访范蠡的时候,第一次范蠡在他面前学狗叫,对着他狂吠,他毫不在意;第二次范蠡就放弃了疯癫之态,修整衣冠,以一个君子的形象出现在了文种面前。

  两人彻夜相谈,越聊越投机,相约前往当时的新兴国家——吴越两国,寻求实现个人抱负的机遇。

  春秋末期,列国的争霸事业,促成了各国之间人才的流动,以及职业经理人政客的出现。这些流动的政客,类似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以辅佐君王建立霸业为根本目的,注重谋略和手段,而轻视是非与对错。这一时期,列国后起之秀,已从黄河流域的传统强国,逐步转向长江中下游的新兴三国——楚、吴、越。尤其是楚国,人才溢出效应明显。

  范蠡和文种结伴离开楚国,先到了吴国。但此时的吴国,已经有楚国人在那里主政,著名的伍子胥、太宰嚭都是楚国人。

  两人觉得在吴国留下来建功立业的胜算不大,只好继续前往实力更加弱小的越国。当时的越王允常,接纳了他们。

  这一年大约是公元前510年,距离战国时代开端仅有35年。此时的范蠡,25岁左右,风华正茂。

  接下来将近40年的吴越争霸,是春秋时期最后的大国崛起之战。两国虽然仅赶上了雄霸天下的末班车,但精彩程度和戏剧性丝毫不逊色。

  不过,翻开吴越争霸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站在前台斗智斗勇的两帮人,基本都是楚国人。吴越两国则成了楚国人施展谋略和智慧的舞台,仅此而已。

  2

  在吴越争霸中,范蠡最大的本事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范蠡曾向越王勾践进谏,阐述了他的治国核心思想:“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

  具体来说,持盈靠天道,一个国家要维持强盛状态,应该顺应天道,盈而不溢;定倾靠人事,只有任用合适的人,才能使一个国家从危亡险境中安定下来;节事靠地道,国家要注重经济建设和生产,处事要有所节制,从而奠定强国之基。

  简单来说,范蠡的能力就是两个词:

  一个是“识机”——把握时机,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他都看得很准;

  另一个是“识相”——认清形势,该服软的时候服软,该强硬的时候强硬,绝无二话。

  我们来看范蠡的实战操作。

  在吴越最初的交手中,吴王阖闾几乎是常胜将军,越王允常却总吃败仗,最后含恨而死。

  公元前496年左右,允常的儿子勾践即位,阖闾认为新君不稳,这是攻击越国的最佳时机。没想到,越国在国丧期间受到攻击,反而激起极大的斗志。据说越国出动了一批敢死队,分成队列,步伐坚定地冲到吴国阵前,然后停下来,也不开战,而是大声叫喊一阵后,齐刷刷挥剑自杀。这种残酷的死士打法,把吴国军队打懵了。最后,当越国主力发起真正的进攻时,吴国乱了阵脚,大败而归,连吴王阖闾都被击伤,随后不治而亡。

  阖闾临死时,交代儿子夫差说:“绝不可忘记越国之仇。”夫差遂以复仇为志,专门找了一个人站在院子里,一看到夫差就大声提醒:“夫差,你忘了越王的杀父之仇吗?”夫差一定要回答:“不敢忘!”通过这种仇恨宣传,吴国上下弥漫着一股复仇的气息。

  越王勾践则叫嚣着要趁势灭掉吴国。但范蠡劝谏,反对越国出兵打吴国,理由是吴国的复仇斗志一如此前的越国,被激发起来后就难以被战胜。此时出兵,时机不对。

  勾践不听,于公元前494年发动了进攻。吴越双方激战于五湖(今太湖),越军果然一败涂地,狼狈逃回越国。吴国乘胜追击,连战连捷,勾践一退再退,最后在五千战士的护卫下,退守会稽山。越国面临亡国之灾。

  眼看社稷江山难保,勾践赶紧向范蠡求教如何摆脱危机。

  范蠡指出,事到如今,只能识相,向吴国委屈求和,卑辞厚礼。只要不被灭国,越国甘愿接受一切条件,称臣纳质,奴隶人民,什么都可以。

  勾践这次听从范蠡的建议,派出文种前往吴国军中求和。文种用美女和厚礼贿赂了太宰嚭,太宰嚭遂在夫差面前替勾践求情。伍子胥站出来,坚决反对饶过勾践和越国,他说,天要灭越国,如果吴国不接受,一定会反遭其殃。夫差有过三秒钟的犹豫,最终还是决定退兵,放过了勾践。

  条件是勾践夫妇一起到吴国,做吴王夫差的奴仆。

  出发前,勾践要带上文种。范蠡表示,自己愿代替文种,随勾践同行,他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文种擅长内政,理应留下来打理战败后的国家,而自己擅长外交,应当出发陪同越王一起为奴。

  在吴国,范蠡要越王勾践把“识相”二字贯彻到极致。在吴王夫差生病时,范蠡教导勾践亲自去尝夫差的粪便,以此迷惑和打动夫差。夫差果然动了恻隐之心,三年后允许勾践等人返回越国。

  与此同时,战胜了越国的吴国向北方扩张,夫差准备对齐国发动战争。伍子胥仍然表示反对,一再跟夫差强调要把力量用来防范越国。夫差不听,而进攻齐国也取得了胜利。对此,伍子胥认为,虽然胜利了,也不是好事。这时,另一个楚国人太宰嚭,跟伍子胥闹起了内讧,太宰嚭向夫差进谗言,说伍子胥是一个批评者,但不是一个爱国者,他并不爱吴国。

  吴王夫差已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选择相信太宰嚭而怀疑伍子胥,并命令伍子胥自杀,让太宰嚭主管国政。伍子胥临死的时候预言说,把我的头颅挂在城头吧,我会看到越国灭亡吴国的。夫差不以为然。

  而回到越国的勾践,接受了范蠡关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强国计划。可是,勾践卧薪尝胆的耐心,终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定。到第四年,他就坐不住了,想起兵伐吴。范蠡按住他,跟他说:时机未到,时机未到!

  以后几乎每一年,勾践都要催问范蠡:时机到了没?范蠡每次只能苦劝他耐心等待。

  伍子胥自杀后,勾践要伐吴,范蠡劝阻说,天时未尽。

  吴国遭灾,水稻歉收,勾践又要伐吴,范蠡又劝阻说,人事未尽。

  勾践闻言大怒说,我跟你谈人事,你就跟我谈天时;现在我跟你谈天时,你又跟我谈人事。你是存心耍我呢?

  范蠡解释说,人事必须与天时、地利相结合,方可大功告成。今吴国遭灾,人民恐慌,君臣上下反而会同心协力,共度内忧外患。大王仍宜歌舞欢饮,迷惑吴国,夫差见此,必然不修德政。待其百姓财枯力竭,心灰意散,便能一举成功。

  吴王夫差在黄池之会上,达成了吴国的霸业,但他没有料到,所谓的巅峰,过后尽是漫长的下坡。

  一直到公元前473年,越国终于向吴国发动了总进攻。因为夫差连年北上中原争霸,国力空虚的吴国很快就全线溃败。夫差逃到姑苏台上固守,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希望勾践能像20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

  勾践还真的心软了。

  这时,范蠡强硬地赶走了吴国使者,他说:“当年上天要灭亡越国,吴国放弃了,所以才有今天的报应。如今上天要灭亡吴国,越国能逆天而行吗?”说完,他击鼓兴师,灭了吴国。

  吴王夫差最终蒙面自杀。蒙面是为了死后不见伍子胥,他没有脸面去见伍子胥。

  吞并吴国之后,越王勾践北上与诸侯争霸,成为春秋最后一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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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而在越王勾践忍辱多年,终于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他的身边,早已没有了人生导师范蠡的身影。

  根据《国语》的记载,范蠡在从灭吴的前线返回越国的途中,走到五湖,未入越境就跟勾践辞行。是的,在所有人认为范蠡应当享受越国崛起的荣华富贵之时,这个向来不按常理出牌的智者,这次把手中所有的牌都出光了——无论是官位、荣誉、权力还是财富,他通通弃之如敝屣。

  勾践急了,一半诱惑一半威胁,说:“子听吾言,与子分国。不听吾言,身死,妻子为戮。”你不走,我跟你分国而治,如果非要走,我绝不会对你和你的家人客气。

  范蠡不为所动,淡淡地说:“君行令,臣行意。”大家各行其是。

  《国语》记载,范蠡“遂乘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给历史留下一个功成身退的背影,仅此而已,没有人知道范蠡的最终去向。

  数百年后,到了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写《史记》,才补写了范蠡功成身退后的经历。

  《史记》记载,范蠡出海到了齐国,没有忘记与他共患难的老朋友文种,他千里致书,劝文种赶快离开越国,以免遭杀身之祸。书中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多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接到范蠡的信,或许是认为自己对越国有功,勾践不至于杀他,或许是实在放不下身边的荣华富贵,因而没有当机立断离越,只是“称病不朝”。

  这时有人向勾践进谗言,诬陷文种“作乱”。此时的勾践已经是春秋霸主了,哪里还记得卧薪尝胆的苦日子,身边也不需要什么贤士能臣了,于是赐剑给文种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以先王试之。”话说得这么漂亮,实则非常残忍。你教我“伐吴七术”,我用了三招就灭了吴国,天下无敌了,你真厉害呀,剩下的四招,你留着去教教我那位生前老吃吴国败仗的父亲吧!用现在的话,其实就是“你去死吧”。

  面对绝情的勾践,文种最终伏剑自杀了。

  而范蠡早已“浮海出齐”,改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先是在海边耕作,父子共同劳动,艰苦奋斗。时间不长,就成为新一代富豪,齐人共推范蠡担任齐国的丞相。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太顺利,不管做官还是经营,都迅速达到极致,这样反而不吉利,于是归还相印,把家财分给朋友和乡亲,带着家人悄悄离开。

  最后,范蠡看中了陶(今山东定陶,或肥城)这个地方,认为居于天下的中心位置,四面通途,有利于从事贸易,发家致富。不久之后,果然财富积累巨万,人称“陶朱公”。

  《史记》说,范蠡离开越国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就是说,范蠡晚年三次创业,三次都成了亿万富翁,每次,眼睛都不眨一下,把钱全捐了。

  司马迁将范蠡在越地、齐地、陶地生活空间的转换,称作“三徙”“三迁”。《史记》写道:“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又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可见,司马迁对范蠡三次重启人生、三次均能达致成功非常佩服。

  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这就是范蠡的成功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活得明明白白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范蠡大概活到了88岁,相当高寿。

  4

  在我看来,司马迁是按照“史上活得最明白的人”这一刻度在刻划范蠡这个人物的。

  一般认为,《国语》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离范蠡生活的年代更近,而《史记》的问世是在《国语》的两三百年后。所以问题来了,《国语》对于功成身退的范蠡去了哪里、又做了什么,均没有交代,只说“莫知其所终”。而《史记》突然对这一切都有了清晰的交代,离历史现场越远,记载却越详细。这正是史学大师顾颉刚提出来的“层累地制造历史”,时代愈往后,历史人物的形象愈得到放大和强化。

  也就是说,至少从司马迁的时代开始,范蠡已经被传奇化了。

  回看春秋诸侯争霸的历史,其实非常模式化,彷佛是为了说明同一个道理而共同编写出来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任用贤人则王,轻信奸人则衰。吴越两国争霸,历经三四十年,两度兴亡,都在这个道理中循环。范蠡这个人在吴越争霸中,有两个镜像:一个是吴国的伍子胥,一个是越国的文种。

  论才能,同为谋臣、各为其主的范蠡和伍子胥,不分上下;论功绩,主军的范蠡与主政的文种,亦难分伯仲。但这三人中,只有范蠡得到善终,这才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缺失、最稀罕的品质:

  能力和功绩都是容易复制的,尤其是在一个人才大爆炸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但活得明白的人,永远只是凤毛麟角,甚至独一无二。无论是100年,还是1000年,甚至3000年,都跳脱不出这个定律。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功业,但当无数的大脑为了建功立业生死与之的时候,最终能走出来的那个唯一的全身而退者,才是打破定律、超越时代的存在。

  司马迁写范蠡,不排除传说和虚构,可能正是想突出这一层意义:人要做自己命运的主宰。

  因为司马迁生活的朝代,也是历史大循环中的一环。西汉立国之前的楚汉争霸,就是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一个镜像,身陷其中的各种英豪都能在历史中找到他们对应的“原型”:

  刘邦——勾践;

  项羽——夫差;

  伍子胥——范增;

  文种——韩信;

  范蠡——张良;

  不管是为人,还是经历,这些人物对照组都有十分类似的地方。包括他们说出来的话,讲出来的道理,比如韩信被诬谋反,喊出那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不正是范蠡对文种留恋权位的告诫吗?而范蠡这一理想型人格,终于在时隔数百年后,找到了张良这个完美对应的镜像,以至于有不少学者质疑,司马迁到底是以张良的形象在重新塑造范蠡呢,还是以范蠡的形象在塑造张良?

  司马迁表面是在写历史,实际是在写政治寓言。通过吴越和楚汉这两个时代的人事纷争,揭示了历史的循环论。而他寄寓跳脱历史循环的完美人物,无疑就是范蠡—张良这一组镜像。坚持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智慧才有助于独立人格的建立。

  范蠡得到后世的尊崇,原因正在于此。

  到了东汉,人们给范蠡虚构了一个搭档叫西施(关于范蠡与西施的爱情,也成为后世一个经久不衰的虚构题材),并认为范蠡是神仙转世,在传奇化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神化。唐宋时期,范蠡配享武成王庙,地位进一步提升。唐代诗人汪遵有一首《五湖》诗,对范蠡激赏不已:

  已立平吴霸越功,片帆高扬五湖风。

  不知战国官荣者,谁似陶朱得始终。

  宋人黄震则评价说,“春秋战国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终者惟范蠡一人”。

  最有意思的是偏居一隅的南宋宋高宗赵构以越王勾践自居,大力弘扬卧薪尝胆精神,在君臣的对话中,经常以吴越争霸的历史作比喻。赵构曾以吕颐浩秦桧并相,将他们比作范蠡、文种。而臣子们也用范蠡的话术,告诫皇帝“人事未尽”“天时未尽”,什么时候该强硬,什么时候该妥协等等。在这种政治语境下,范蠡成了南宋君臣相互利用的历史资源。可惜南宋最终呈现出来的时代格局,却走向了越国崛起历史的反面。

  到了近代,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范蠡因为他在商业上的成功,而被民间广泛奉为“财神”。

  然而,这些加诸其上的头衔,说到底只是历史对于成功人物的“马太效应”罢了,牛掰的人在层累创造之下,显得越发牛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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